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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宏法師,俗姓王,名建屏,字樹侯,清同治九年臘月初十日(1871 年 1 月 30日)生,山西忻州城西 50 里車道坡人,世業(yè)農(nóng),家寒苦,幼穎悟嗜學,為人佃牧,手不釋卷,七歲時,以三日熟誦《三字經(jīng)》為塾師免修從讀。十六歲充鄰村陽垴溝塾師,二十歲中秀才，二十三歲補廩。光緒二十三年(1897)學憲提舉人太原令德堂,與趙戴文(次隴)為同學,稱高才生。光緒二十六年(1900),受義和團愛國運動影響,返鄉(xiāng)組織“社團”二百余人,習武操練謀舉事,事泄入獄,在獄中,利用一切機會向難友宣傳清政府腐敗無能,國家必須變革的道理,并借以聯(lián)絡志士,其中不少人成為忻(州)代(縣)寧(武)公團骨干。他被囚近兩年,經(jīng)學憲許翰度營救和鄉(xiāng)里陳增光(崞縣永興村人),趙玉洪(忻州大溝村人)等保釋出獄。許翰度原為忻州知州常臨秀容書院設考,王每考必名列前茅,故為許賞識。

光緒三十一年(1905)他在山西農(nóng)林學堂就讀,趙次隴從日本歸國任學堂庶務。時農(nóng)林學堂、山西大學堂是同盟會刊的傳遞機構,經(jīng)趙聯(lián)絡加入同盟會。三十四年(1908)轉(zhuǎn)入山西陸軍測繪學堂,聯(lián)絡張漢杰等人入同盟會,同年受同盟會山西支部委派到包頭、薩拉齊一帶從事秘密活動,途經(jīng)忻州,約合毛仲祥及其學生常融、宋學庠、崔功成等同行。毛仲祥名致和,窮苦農(nóng)民,專做聯(lián)絡工作,人稱“千里奔”(忻州到太原—百四十里,毛送革命信件兩頭見太陽),民國后為民軍輜重營長,陸軍車廠廠長,因患難與共后與王成為兒女親家,民國二十九年(1940)病逝于忻州佐城村家中。他們將薩拉齊作為據(jù)點,在土默特旗學校,資議局和綏遠常備軍中開展工作,先后介紹蒙族青年云亨、經(jīng)權、安祥等加入同盟會。云享在大革命時參加國民軍籌組國民五軍,死于河南開封;經(jīng)權參加護法遭袁世凱監(jiān)禁,出獄后憂憤病故;安祥因反對種鴉片,被舊軍包圍彈盡援絕自殺。王建屏為隱蔽身份在薩拉齊加入耶穌教并擔任教辦學校教員。當?shù)赜凶R之士多佩服他的膽略,為他的活動提供了方便和資助。后來因一封密信被教堂發(fā)覺而出走。有一段時間,他在包頭靠擺卦攤進行活動,經(jīng)他發(fā)展的同盟會員還有王鴻文、王定圻,郭鴻霖、周維藩等人,都成為包薩一帶辛亥革命的骨干。

其時,包頭、薩拉齊,歸化等屬山西歸綏兵備道,他是開展包薩同盟會活動的負責人之一,屬于同盟會山西支部領導。太原辛亥起義前,他受同盟會山西支部急召,從歸化返太原,途經(jīng)崞縣西社,與續(xù)西峰、弓富魁一起商定了忻、代、寧軍民起義計劃,南授太原,北助包薩。返并后,他將起義計劃告訴了閻錫山、趙次隴,并參加了五福庵黃國梁寓所的太原舉義會議。太原首義成功后,他參加了成立山西軍政府的東緝虎營咨議局會議。11月1日,又參加了西羊市復興永布莊閻錫山同續(xù)西峰的秘密會議,決定成立忻代寧公團。閻問能召集多少人,續(xù)說健兒三千,當時閻錫山應承供應全部槍支彈藥。續(xù)西峰回到崞縣,隨即在崞縣、宏道、原平成立了忻代寧公團,續(xù)西峰任公團長,他任忻州分團長。后來閻錫山只給了五百支毛瑟槍,由同盟會員毛仲祥用幾輛馬車偽裝運至忻州溫村毛的家里,又轉(zhuǎn)運至公團。

在他回太原期間,包薩同盟會因失去得力領導,在五原廳同知樊恩慶一手制造的“馬號事件”中,包薩民軍指揮等被殘殺數(shù)十人,同盟會員郭鴻霖、王鴻文同時遇難,包薩革命力量損失慘重。

當時,軍政府要他策動歸綏道起義,辛亥年農(nóng)歷九月十四日(1911 年 11月 4日),軍政府委任張瑜為北路軍司令,他為晉北安撫使,隨北路軍北上。11 月 30日克代州,續(xù)西峰率公團至代州會師,雁門關清軍據(jù)險死守,他提議分兵合擊,續(xù)西峰出茹越口,張瑜正面主攻,雁門關清軍不戰(zhàn)自潰。民軍進駐雁門關。12 月3 日，續(xù)西峰率公團取應州。12月 4日,公團下懷仁。時李國華已在大同起義,12月 5 日,續(xù)西峰率公團入大同。這時,軍政府命孔庚為朔方興討使,孔奔山西,因孔不悉晉北情況,又命他同孔北上。正當晉北革命節(jié)節(jié)勝利之際,軍政府駐守娘子關的軍民受挫,閻錫山退回太原,隨即于 12 月 12 日與趙次隴帶馬弁騎毛驢微服北逃忻州,先住忻州峪子太河弓書紳家,二日到楊胡村常棣(王建屏學生常融之兄)家,讓常氏兄弟給王建屏傳信,后又到河曲趙驪泉,寧武丁致中家,再到五寨,投孔庚。王建屏與孔庚接訊趕去見閻錫山,閻想去大同,但他建議北取薩拉齊,會集包薩志士,壯大民軍力量,一可呼應大同,東圖北京;二可南下太原,并建議通電全國張揚北伐。趙次隴贊同說:“北上全靠樹侯”。閻錫山才決定不去大同而改為出兵薩拉齊。任孔庚為北路軍司令官,任王為晉北籌備使。并令懷仁、雁門等地民軍集保德會師。張培梅、吳信芳率軍趕來,閻錫山在黃河灘誓師,當時參加的有趙次隴,孔庚、張漢杰、張培梅、吳信芳、王家駒、李成林、王建屏、毛仲祥等人,民軍千五百余人,在河曲休整。民國元年(1912)1 月 3日,過古城,發(fā)兵口外,王建屏親寫手札,毛仲祥先頭聯(lián)系包頭的王肯堂、楊瑞鵬和豐鎮(zhèn)的李德懋率馬隊來迎,領路踏冰渡河,1 月13 日入包頭。閻錫山以“秦晉蜀北伐先遣軍大都督”名義布告安民,改包頭為東包州。云亨、經(jīng)權等人代表地方歡迎,形勢進展順利。時民軍無糧餉來源。王建屏發(fā)動土默特旗包頭商界捐銀十萬兩資助軍餉,由毛仲祥親手辦理。他又運籌策劃,1月 20日,北路軍兵不血刃進入薩拉齊,開監(jiān)釋囚,組成五百人的敢死隊,當?shù)睾脻h張萬順為隊長(后成為閻錫山的“牛皋”)。正待進兵歸化,前隊指揮王家駒在刀什爾(今陶思浩車站)作戰(zhàn)犧牲,遂改道進入托克托。

時恰逢南北和議成功,2 月18日,閻錫山率部回到忻州。閻出包薩前兵僅千余,到忻后聲稱“萬人”,王建屏在包薩發(fā)動組織的革命力量全為閻所利用。其時,袁世凱電令閻“暫住忻州”，不準閻返太原。閻住貢院(后為忻縣高等小學校)后院,王住貢院前庭西耳房。閻錫山托董純?nèi)适柰ㄔ绖P,孫中山在南京支持山西辛亥革命,與袁力爭,4月4日,閻錫山回到太原。

閻錫山投靠袁世凱后,竭力排擠和殺害革命黨人,為排除異己,借機解散忻代寧公團。續(xù)西峰明升暗降,任警察總監(jiān),任王建屏為民政次長,(趙驪泉任民政長)。因王同閻錫山政見不合,后降王為薩拉齊縣知事。王任縣知事年余,為周濟同盟故舊和死難民軍家屬,虧欠公款數(shù)千元,被免職待命。待命期間,他住郊外小旅棧,當時有一伙人人城搶劫,問到旅棧,他說我就是王建屏,那伙人朝他跪倒痛哭,他長嘆一聲說:“我卸任知事,實無力相助,此事非久計,望各位善自為之”。足見其為政寬厚,深得人心。

民國四年(1915)春,他被選為省二屆議會議員,同時《晉陽日報》社長梁碩光聘他當主筆,他既不為閻錫山所用,又目睹國事日非,為求解脫,是年秋,皈依終南山悟真寺妙舫法師為弟子,賜號力宏。對續(xù)西峰、王建屏的不為閻用,趙次隴曾說:“西峰之才,樹侯之學,雙絕,紫金佛侍子焉能伺奉柳木神像”。一時傳為快語。

《晉陽日報》的前身是《晉陽公報》,再前是《晉學報》,清末山西大學堂畢業(yè)生創(chuàng)辦,后來由同盟會集資繼辦,推崇民意,宣傳革命,對于民國年間山西民主革命運動,有過較大鼓舞推動作用。從1915 年到 1921 年,除了佛事活動,他一直主筆《晉陽日報》,同時與梁碩光組辦私立中和中學并任教員,兼任國民師范國文講師。后來梁碩光著文說“本報篳路藍縷,創(chuàng)業(yè)唯艱”,“其間經(jīng)民四之洪憲帝制,民六之張勛復辟,處權威之下,而能審慎立言,無阿諛謬說,不為政府傀儡,夫其易言哉”“蓋亦自有其真也”。民國九年(1920),仍主筆《晉陽日報》。是年秋,日本高僧常盤大定來華訪尋佛跡,來到太原,在他贊助下,訪得凈土祖庭交城玄中寺,從此開創(chuàng)了日本佛子朝禮凈土祖庭玄中寺之先河。

民國十一一年(1922),他受“十戒”于五臺山成果庵,十二年(1923)應平津佛學界邀赴北平,閻錫山怕他到天津和續(xù)西峰結合一起反對他,以陽曲縣知縣委他,他婉辭拒絕。后歷任太原市南、北十方院住持、雙塔寺、崇善寺方丈、市佛教會會長。

民國十五年(1926),續(xù)西峰在天津去世,噩耗傳來,他長歌當哭,題《挽西峰》七律一首“遙寄哀思”。中有“于今誰作中流柱,清夜鐘寂痛無聞”句,滿腔悲憤,催人淚下。他博通經(jīng)史,學識宏博。

每經(jīng)抄貝葉,下筆千言,詩亦不拘格律,信手拈來,渾然天成,憂國憂民之情躍然紙上。

民國十六年(1927)三月,他在太原海子邊(今兒童公園)建佛殿為市佛教會會址,又募資鑄萬斤銅佛像,供瞻仰參拜。十七年(1928)五月,赴北平任京西萬壽寺方丈,募資數(shù)千元清理寺院積債,修繕寺院。翌年,任北平佛學會副會長,主持出版《佛學月刊》。

他去北平后,太原佛教會會長由趙次隴兼任。民國二十年,他返省任山西省佛教會長,值市政當局將崇善寺改為關押小偷、煙鬼的“自新講習所”,經(jīng)他多方奔走,帶領佛徒請愿,方將寺院爭回,使崇善寺古剎得以保護。他對省內(nèi)古寺廟,五臺山廣濟茅蓬、北山寺、高平金峰寺、南大寺、趙城興唐寺、晉城青蓮寺,廣靈小方壺等建筑,都曾募資修葺,做了不少工作。

他保護佛教文化,也勤于佛事,民國二十四年(1935)三月,受晉城縣縣長張澄秋(佛教徒)邀赴青蓮寺,《佛教雜志》曾以要聞刊登“力宏和尚人晉城青蓮寺志盛”:“各處張貼標語,由城達寺,四十里連接不斷”。睹楹聯(lián)以力宏與慧遠對,宏愕然隨答一絕云:“莫漫區(qū)區(qū)說姓名,千年對比可相衡?師名慧遠慧真遠,我號力宏力豈宏”。他虛懷若谷,不以長老自居?！白阅罹敖Ｓ?筋力衰邁,本難勝此重任,第一息尚存,曷敢自棄”。他主持寺院后,改“以尼為妻,生兒育女,承繼僧籍”的子孫制為十方長住“卒奏成效”。他雖身人佛門,但念念不忘國家大事,他希望當局切實做到,“政在養(yǎng)民惟德惠,情殷憂國在忠勤”(《沁縣道中》)。“奉行天道施仁術,海宇承平德化隆”(《詣天王殿》)。希望國家政治清明,“行當天下為公日,民安物阜海宇清”(《行經(jīng)高平》)。當然,他的一瓣心香在當時的山西和中國是無補于事的,直至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前一年,他還到歸綏觀音寺主持佛教受戒大會,那時他已 64歲。

抗日戰(zhàn)爭開始后,他歸鄉(xiāng)務農(nóng),耕作之暇,同三個孫子講授經(jīng)史,教育孫輩“不讀日本書,不做日本事,不賺日本錢”,以民族氣節(jié)砥礪。一次,敵偽入村,彈穿入室,他鎮(zhèn)靜不亂,日軍破門持槍威脅,他打坐自如,蔑然視之。然而,他有時以驢代步去外邊辦事。每人入村,必下驢步行,逢人拱手,恭桑敬梓,熱情昭然。在敵偽面前,他一身正氣,日宣撫官漢奸多次重禮請他“出山”、“維持”,他以“已出家”拒之。后來敵人帶著宣紙請他寫字,他大筆直書“苦海無邊”“回頭是岸”、“南無阿彌陀佛”。敵人陰謀不逞,以后就很少“登門拜訪了”。

1939年春,當年同盟會知友續(xù)范亭率新軍暫編第一師駐寧武,五寨一帶,數(shù)次派人送信請王建屏去,他如約前往。在忻縣抗日縣政府陳縣長,縣委書記魯踐,公安局長郁峰護送下進人云中山蘆子溝,老友相見,暢論時局,互傾塊壘,共同發(fā)表了《擁護國共合作,反對晉西事變》的通電,續(xù)范亭擔心他受日偽迫害,勸他到根據(jù)地去,他以出家人身份在敵占區(qū)做抗日工作更方便謝絕,那次,續(xù)將軍送他數(shù)里才揮淚而別。

1941年 4月,他再次受續(xù)范亭約去寧武云中山窯匡村,村里貼著“歡迎力宏大師”的標語,舉行了歡迎會,他在會上發(fā)表了“擁護共產(chǎn)黨八路軍,團結抗日”的講話。當時被邀請的還有梁碩光,梁因故未去,他說:“我們是志同道合的老友,他沒來,我代表就行了”。會后,聯(lián)合發(fā)表了“反對皖南事變”的通電。那時,抗日根據(jù)地的生活很艱苦,他比續(xù)范亭大 20 多歲,續(xù)將軍想招待老前輩一下。工作人員四處找不下白面,只找了幾斤莜面吃了一頓山藥蛋酸菜“貓耳朵”,算是很豐盛了。此次他給毛主席寫了信,表示即使風燭殘年,也要抗戰(zhàn)到底。

他幾次同續(xù)范亭會面都帶著小孫子,這一回,又是孫子純文給他牽驢。返回的路上,天亮前路過云中河,剛出了高家莊(忻縣抗日縣政府駐地),日偽軍就進了村,過河時,一腳踏空毛驢受驚,老人跌入河中,河水不深卻很冷,他站起來拉著小孫子藏入蘆葦中。他對孫兒說“國難當頭,雖死何懼,如遭敵手,要有硬骨,此次事絕不要對別人言”。敵人遠去,祖孫倆才濕淋淋地上路。

1942年5月,莊磨鎮(zhèn)偽區(qū)長肖某扣押了月蜍村抗屬霍維成。老霍是抗戰(zhàn)前就參加革命工作的霍士廉同志的父親,王寫了一張條幅,“維成老漢是好人”。讓人送到偽區(qū)公所,偽區(qū)長怕八路軍找他算賬,當時就將人給放了。

1941年7月,妙舫法師圓寂于趙城興唐寺,他受妙舫遺命主持寺院。1942年3月,風聞日軍要搶走佛教經(jīng)典趙城廣勝寺《趙城金藏》,他同師弟力空(廣勝寺住持)和抗日縣長楊澤生聯(lián)系。經(jīng)太岳區(qū)領導人薄一波等決定搶救,很快由抗日政府組織部隊和兵民將這一珍貴國寶《金藏》送往太岳區(qū)保藏。是年7月,日本高僧常盤大定率領日本佛教代表團來太原,他和常盤大定會同中日佛教徒舉辦了嚴修曇鸞大師圓寂一千四百周年法會,他為大會撰寫了《凈土四大師列傳》。就在其時日軍追查《金藏》,殘殺興唐寺僧眾十數(shù)人,偽省長蘇體仁親到趙城調(diào)查,他據(jù)理力爭,說他是住寺方丈,到太原同日本僧眾舉辦紀念縣鸞法會,“金藏”事與寺無關,他強烈要求處理僧眾善后,蘇體仁無詞以對,只好不了了之。

日軍侵占太原后,海子邊市佛教會改“東本愿寺”,住有日本僧眾,日軍將殿內(nèi)萬斤銅佛砸碎充作軍用,為維護佛法尊嚴,他在舉辦紀念曇鸞法會后,在太原住于崇善寺向日本軍方抗爭,并得到日本僧眾支援,日酋迫于情勢,只得賠款重塑了佛像。

抗日戰(zhàn)爭勝利后,胡宗南調(diào)集兵力進犯陜甘寧邊區(qū),他在太岳《新華日報》發(fā)表了“勸胡宗南勿攻延安”的聲明,斥責蔣軍“戕民害國”,呼吁停止內(nèi)戰(zhàn)。并上書毛主席,贊揚八路軍抗戰(zhàn)艱苦備嘗。并預言“馬克思主義乃今日民生主義之巨臂,較之孫中山平均地權之說不無過之,數(shù)十年后自昭著于世間”。現(xiàn)在事實證明他說的對。他不愧是一位孫中山先生的忠誠追隨者。他住太原崇善寺，并以佛教會名義舉辦覺民小學幫助窮苦兒童入學。

1949年4月,太原解放,他參加山西省首屆各界人民代表會議,為特約代表。并積極參與了省博物館和省佛教協(xié)會成立的籌備工作,為配合廟產(chǎn)登記,他發(fā)表了《忠告佛教徒文》“慨佛教麗自東法以來,凡為僧者,半皆游手好閑,此實國家之蠹,傷害民生”。

“為僧者宜知佛之設教,原不使人素餐,所制為乞食之化者,去其貪心,而為眾生立心制行,純?yōu)楦邼崱?。“今者政府允許各色人民皆有分地之權,則種地不惟不礙佛教,而且補助佛教,免人謂之為僧實為劫民之財以養(yǎng)游手之謗。為佛教徒者,尚其勉旃”。

1950 年 3 月 25日,力宏法師以 80 歲高齡在崇善寺與世長辭，省人民政府領導程子華、裴麗生,王世英同志給他送了挽聯(lián):“大政需建設,方資倚畀宣揚,詎感端陽成明日;民氣正蓬勃,痛惜老成凋謝,惟留法語在今朝”。

力宏法師圓寂后,省佛教協(xié)會為他在南十方院建塔,塔于文革中被毀,他一生不置家業(yè)唯藏書累屋盈棟,所作詩文壘幾三尺,也于文革中被抄焚,殊為可惜。

來源：忻州記憶